诗与酒

酒与诗歌

酒起源于远古，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诗歌的产生比酒就更早，这从原始劳动歌谣的起源可得到印证。酒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物质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诗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使人之精神之产物，与酒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酒一诞生，便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美酒中有诗歌，诗歌中有美酒。酒与诗歌的结合，既是中国美酒的灵魂，亦是中国诗歌的灵魂。

诗歌与酒

   中国人饮酒，讲究口味平和，追求不暴不辣不酸不涩的感官效果，这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平和，不偏不倚。

    酒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协调人的味觉，反映到大脑神经，是饮者进入一个特殊的境界。正如有人所说：“所谓诗，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和谐、简洁和对称美，凡是具有这些素质的事物，皆可称之为诗，或曰诗意，有诗的意境。”诗的意境与饮者进入的境界可以说是十分相近的。当诗人处境险恶，痛不能言时，痛饮几杯，进入醉乡，愁苦顿消。一旦诗人进入醉乡就更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不愿讲违心的话，可以保持人的真纯之性。如此时挥毫写诗，其境界之真善可为至境，难怪古人喜欢把是、酒与美好的人生联系起来。

     “形同槁木因诗苦，眉锁愁山得酒开。”就成了诗人灵感的源泉，创作的催化剂。唐代诗是酒交融的时代，几乎没有一个诗人不饮酒，没有一个诗人不写到酒。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草圣张旭酒后挥毫，往往大呼小叫，有时甚至把头发浸在墨池里，如一日不饮酒，就写不出龙飞凤舞的字，故时人称其狂草为“醉墨”，又称张旭为“张疯子”。
东晋兰亭“曲水流觞”之戏，实是借酒兴赋诗，书圣王羲之乘着酒兴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
苏舜钦工诗善文，其性嗜酒，又善书，酣醉落笔，草字飘逸，人竞相收集为宝。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经自我批评说，每每有人求我写字作画时，就是我烂醉的日子。难怪佛教把酒称作般若汤，般若，在梵语里是“智慧”的意思。如此称谓酒，大概是宗教人士也看出酒有着刺激神经从而诱发灵感的作用吧。这已为大量的酒诗所证实。

      酒，不仅是诗人与艺术家创作的催化剂，而且它以神功妙用使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统一起来。在政治清明之时，他们以酒抒写大济苍生之志，不乏进去之心；而在政治腐败的浊世，他们以就表示不与昏君佞臣同流河污。“自得酒中趣，岂向头上冠”。此时，他们以酒表明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或酣饮沉醉以争得一时自由。在他们看来，官场黑暗污浊，远不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悠静。于是陶渊明毅然归隐田园，寄酒为迹；孟浩然弃官醉卧，陶然忘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理想就是一首诗，酒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调节物，诗酒交融，以柔克刚，此乃古代诗人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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